陈确和亚里士多德理欲观比较

摘要：陈确所言“人欲恰好处即天理”的理欲共生观与亚里士多德主张“适度”的中道理欲观，都强调恰当适度，人欲的适度便是恰当的天理。对于平衡理欲关系，他们都认为理内含于欲之中，有着肯定人欲固然存在且需要外力引导约束的共同点。但由于所处时代背景不一、社会思想不一，带来了文化基础、思考问题出发点和由理欲所延伸探讨的社会问题方面的不同。

关键词：陈确；
亚里士多德；
理欲观

中图分类号：B248.99;B502.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1-0056-04

如何正确处理“理与欲”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困扰着中西学者，随着时代演变他们的看法也有所变化。本文就陈确“人欲不必过于遏绝，人欲正当处，即天理也”的理欲共生观同亚里士多德“以选取感情与实践中的那个适度为目的”的中道理欲观进行对比，探讨其中异同之处。

一、陈确的理欲观

陈确（1604—1677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生于浙江省海宁县，“四十岁之前的陈确基本上是个文士和气节之士的形象。”［1］四十岁之后研读其师刘宗周的著作，致力于弘扬蕺山之学。他说：“确幸闻山阴之遗教，因申明其未尽者，著于篇，至万余言。”［2］332对于如何处理理欲关系问题，陈确提出重归先秦原典，“人欲恰好处，即天理”，肯定人欲，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意义。

《礼记》中载：“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望是人的自然本能，肯定其生来便有，但欲望须受制于“仁义”天理，孔子言“克己复礼为仁”①，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②，要求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③。宋明理学时期存理灭欲的观点盛行，如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唯有灭绝人欲才可获悉天理。至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经济生活刺激了百姓的物质欲望，私有财产观念日益深入人心。面对“存理灭欲”的主流思想，现实中却是恣情纵欲的生活常态，新思想的产生是必然的。

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过分遏绝，陈确提出重归孔孟理欲思想，重新审视“欲”，“如富贵福泽，人之所欲也；
忠孝节义，独非人之所欲乎”［2］425，正面肯定人欲的存在。他指出无论是欲求道德价值的忠孝节义，还是欲求个人利益的富贵福泽，皆是人欲的表现形式、存在方式。“周子无欲之教，不禅而禅。吾儒只言寡欲耳，不言无欲。圣人之心，无异常人之心；
常人之所欲，亦即圣人之所欲也。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3］461

陈确认为恰到好处的人欲就是天理，不应追求极端的无欲抑或纵欲，也不必以圣人的道德价值为标准约束自身的日用伦常，天理是为纠自身人欲之偏，依赖于人欲而存在的。陈确说：“欲是人心生意，百善皆从此生，止有过不及之分，更无有无之分。”［2］461在他看来，“欲”同忠孝节义一般，皆是由人心所产生，是感情的一种，“欲”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强调其中性含义，而判断善恶的缘由是行为，若只是停留在思想上，没有付诸行动的欲，只是一种情绪，不应简单做出恶的结论。即便是忠孝节义，若不曾付诸于实践，也算不得是理、是善。他强调素位而行的理欲观，安其位行其事，侧重于日常践行，对于践行是否合乎天理，那便是过与不及之分。

二、亚里士多德的理欲观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堪称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提出“以选取感情与实践中的那个适度为目的”的中道理欲观，平衡理欲关系便是把握过与不及中间的适度即最高善，以此为目标而践行终身便是幸福。中道理欲观将理欲关系与个人幸福联系起来，追求个体精神境界的提高。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是通过合乎德性的践行而实现的现实活动，是最高善。将至善同幸福联系起来，“幸福就应当算作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因为，幸福是不缺乏任何东西的、自足的。合德性的实践似乎就具有这种性质。”［3］303他认为善的行为是幸福的一种显现，幸福是最高的善，是至善。对于幸福的追求、至善的实现是不一样的，“对每个人来说，适合他的品质的那种实现活动最值得欲求。”［3］304在他看来，每一个个体都有着与其自身相适配的行为与感情，其每一项具体行动都意味着自身所追求的具体的善。幸福是最终的完满的善，是“通過德性或某种学习或训练而获得的”［3］25。“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3］32，亚里士多德肯定幸福是通过后天努力而来的，理性能力是需要后天之习来掌握的，他的理欲观是一种欲从于理、以理导欲的理欲观。

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三种品质：两种恶——其中一种是过度，一种是不及——和一种作为它们的中间的适度的德性。这三种品质在某种意义上都彼此相反。两个极端都同适度相反，两个极端之间也彼此相反。适度也同两个极端相反。”［3］53其无过无不及的中道思想就是人们运用理性能力来控制和调节行为与感情，使自己的行为与感情无过无不及，是适度的道德德性。所谓“适度”即“第一，它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
第二，它以选取感情与实践中的那个适度为目的”［3］55。要想把握这适度的道德德性，既要考虑不得有过度与不及这两种极端的行为，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平衡感情与实践，予以适度判断，寻其适度中点。虽是以理导欲，但并非绝对的中立，而是考量欲的前提下把握适度的尺度，这样的理更容易合乎中道、达于中道。此观点与陈确主张“人欲恰好处，即天理”有相似之处。

三、陈确和亚里士多德理欲观的异同

任何一种文化和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东、西方之间的思想差异，不仅源于地域不同，也是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

陈确生活的时代是明末清初，在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基础上出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商品交易空前活跃，总体呈现繁荣之势。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群体自我意识觉醒，人们行为上的恣意纵欲，使“存理灭欲”的主流思想成了一纸空谈。政治的腐败、文化的专制，面对“理”与“欲”完全对立的关系、宋儒空疏的学风、理学泛穷物理的弊端、背离孔门的王学末流、日益活跃的新兴市民阶层、情欲解放的社会思潮、整个社会繁荣而又腐败，有活力但没有方向等时代课题，陈确给出“人欲恰好处即天理”的深刻反思和批判。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古希腊时期，个人与城邦之间自由平等的关系使得思想自由且活跃。伴随着城邦生活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思想家关注的中心转移至对人自身内心的研究，提出为实现公民个人的自我完善和美好生活而对城邦进行制度改革。数量众多的城邦、分配不均的社会财富、过大的贫富差距，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中道思想，试图平衡维系好理欲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相同之处

一是肯定人欲的存在且理因人而异。陈确说：“如富贵福泽，人之所欲也；
忠孝节义，独非人之所欲乎。”［2］425在他看来，欲是人内心的所求所想，同喜怒哀惧爱恶一样与生俱来，人人所具备，是心之所发、性之流露。他强调“欲”的中性词定位，人欲是需要伴随具体行动才能予以判断善恶，无论是欲求道德价值的忠孝节义，还是欲求个人利益富贵福泽，皆是人之欲求，人无法脱离饮食、男女、生存之欲而存在，因此欲不应简单等同于一己偏私或恶欲。陈确所言“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与亚里士多德的“对每个人来说，适合他的品质的那种实现活动最值得欲求”［3］304皆肯定人各有异，认为具体情况应具体分析恰当对待，差异化下求合理妥当，肯定因人而异的“理”。

亚里士多德肯定人欲存在，认为欲望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人永远无法摆脱欲望的驱使。他在《论动物的运动》中写道：“欲望本身是经由感知或想象和理性而产生的。”理性的能力会受到感知或想象即肉欲本能的影响，进而产生欲望。在《论灵魂》中他得出人的行动是由理性与欲望结合而产生的，且对于“欲”的肯定不仅停留在人的自然本能之欲，还要考虑到人皆为复杂个体，他认为“欲”不仅包括欲求，还包括冲动和想望，对“欲”予以更为具体的延展分析，不同的“欲”指向着不同的善：自然本能之欲、理性之欲以及非理性之欲，这同陈确对于“欲”的范围界定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二是都主张对欲加以控制。相较于主张全灭人欲，陈确和亚里士多德皆认同应通过理性能力对易过度膨胀的欲望加以节制。陈确说：“吾儒只言寡欲耳，不言无欲”［2］461，承继孔孟理欲思想，肯定恰当的欲，如饮食男女、功名富贵皆是人欲，普通人同圣人的区别在于无论是善的人欲还是恶的人欲是否心中有尺度、处事有节制。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关键在于其不纵欲，并非全灭人欲，而是应该用理的要求节制易恣意妄为的人欲，按照道德规范的标准对人的欲望加以控制，使无过无不及之“欲”合于天理、合于中道。

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合理正当的行为与感情，也存在不正当不合理的行为与感情，对于自然本能之欲、理性之欲予以适当节制，保持适度状态，行为与感情或多或少都会影响欲本身中性完满的性质。“正如一个儿童应当按照他的教师的指导去生活，我们身上的欲望的部分也应当服从逻各斯生活。因为，这两者都以高尚为目的。节制的人欲求适当的事物，并且是以适当的方式和在适当的时间，这也就是逻各斯所要求的。”［3］94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应运用理性能力或学习到的知识，努力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行为与感情，主张适度道德德性的中道伦理观。

三是都肯定理欲共生的关系。陈确说：“欲是人心生意，百善皆从此生，止有过不及之分，更无有无之分”［2］461，在他看來，欲同善一般皆从心而来。欲是心之所发，理是由形下之心所现，而心虽具备理性能力，但同播种一样，不耕耘便没有收获，不修习便无法获得理性能力。天理既是约束社会行为的道德规范，也是衡量人欲恰当的道德标准。“学者只时从人欲中体验天理，则人欲即天理矣，不必将天理人欲判然分作两件也。”［2］425在陈确看来，天理基于人欲而产生发展，在人欲中得以体现存在，理是为纠人欲之偏私，人欲如同种子，若不花时间打理便会杂草横生，惟有节欲寡欲才能根深叶茂、收获天理。

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欲望推动人们的行为，是理性引导人们的行为，提出“以选取感情与实践中的那个适度为目的”来节制欲望，其言“德性与恶不是感情。因为首先，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感情，而是因我们的德性或恶而被称为好人或坏人的。善与恶并非自然使然”［3］44。善恶并非因感情而判定，而是人们的践行，德性与恶也是对人们的行为所作出的评价，是否合乎“理”并非是因为存在欲望，而是因欲望而践行，所以才有了善恶之分。他说“德性是选择的或包含着选择的”［3］44，理性能力倚赖于欲望而存在，理性能力是节制欲望的能力，因欲望而存在，肯定“理”内含于“欲”之中，肯定二者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

（二）不同之处

一是文化基础不同。产生西方个体本位的理欲观念的基础同产生东方群体本位理欲观念的基础实为根本差异。中国社会重血缘、重宗法道德，更加强调个体与群体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种种礼法实现个体“仁”的同时，也是为统治阶级即社会服务的，这种宗法等级制度注重尊卑有序，使个体屈居于群体之后，更重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共性，个体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社会，需通过实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满足社会群体要求时才能实现个体价值，会为实现集体利益而损害个人利益，并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理欲思想。西方社会认为个人才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更尊重人的需求，信奉人人平等，崇尚个性，重契约，强调个体的道德教育，对于人性的更大满足更易激发人性的各种潜质，会为保护个人利益而损害集体利益，并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理欲思想。

二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陈确是从个体本位出发而亚里士多德是从群体本位出发。中国传统理欲观是基于群体本位的集体主义思想而产生发展的，陈确承继先秦时期的理欲思想探究理欲关系，直言“人欲恰好处即天理”，并非全盘否定社会主流思想，而是基于集体主义思想，从个体本位角度出发，更强调人自身，更重视被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所忽略的部分。他生活在明末清初时期，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的萌芽带来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宣扬尘世利益和现世享受的现实同主流“存理灭欲”思想相违背，面对时代问题他重归先秦原典强调节欲、寡欲并非绝欲、无欲，相较于原先对“天理”的追捧，更侧重于人对欲望的追求，倡导欲望的合理满足。

西方理欲观则更重视人们欲望的满足，大都倡导“快乐论”“幸福论”。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提出：“善事物也同样表现出不确定性。因为它们也常常于人有害：今天有的人就由于富有而毁灭，或由于勇敢而丧失了生命。”［3］7他认为善并非绝对有利，不应只追求个体欲望的满足，应基于主流的个人主义思想，考虑到群体本体因素，个人是国家的一部分，“青年人的哺育与教育要在法律指导下进行”［3］313，个体的哺育与教育离不开国家的存在，个体的教育需要国家的支持，而教育后的个体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从而追求实利和个体欲望同时满足。

三是所联系对象不同。中国自古以来讲求纲常伦理，在理欲思想的演变进程中，孔子首先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④，由义利之辩开端，到孟子言“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⑤，以仁义为人生最高价值目标而为之不断努力践行。再到程朱时期将“理”的价值抬高至“天理”，程颐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⑥，“无人欲即皆天理”⑦触及这高不可攀的天理惟有尽灭人欲。将理欲观同义利观、公私观联系，从舍生取义延伸至天理和人欲的取舍，寡欲的理欲观，从公与私的对立关系延伸至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出现了存理灭欲的理欲观。陈确将天理同人欲划等号，认为义与利、公与私、天理与人欲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对立，而是利中有义、私中有公、欲中有理。

中国的理欲观往往和义利观、公私观相联系，而西方理欲观往往与幸福观相联系，也是因为中西方主流思想不同，中国更重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理欲观是基于集体主义思想下产生的义与利、公与私的区别。西方更重视个人利益，基于个人主义思想下的理欲观是从个体本身出发考虑理欲之间的关系。

注释：

①出自《论语·颜渊》。

②出自《孟子·尽心下》。

③出自《孟子·尽心上》。

④出自《论语·里仁》。

⑤出自《孟子·告子上》。

⑥出自《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

⑦出自《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参考文献：

［1］王瑞昌.陈确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35.

［2］陈确.陈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亞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作者简介：冯晶（1995—），女，汉族，安徽无为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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