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东欧改革经验的借鉴

李 永 康

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文化大革命”在经济发展方面造成的严重损失，在总结和反思“文化大革命”及此前历史的基础上，中共领导层决定突破“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央地分权”模式，转而从整个经济体制上寻求系统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先行者，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得到中共经济决策层青睐，并从正反两面推动了其对改革认识的新陈代谢。

由于资料受限等原因，国外学者在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东欧改革经验的借鉴时，往往只能围绕中国经济界公开发表的文章展开梳理和解读，对基本史实和历史逻辑的判断多有偏颇(1)参见Halpern, N.(1985).“Learning from Abroad：Chinese Views of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ic Experience, January 1977-June 1981”.Modern China, 11(1), pp.77-109。。国内学界重在还原历史过程、阐述宏观意义，虽然有效丰富了我们对该阶段思想解放多维性、策略性和复杂性的认知，但在与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相结合方面，还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2)参见萧冬连：《中国改革初期对国外经验的系统考察和借鉴》，《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
文世芳：《比照、借鉴、超越：中国改革开放与苏东改革经验》，《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1年第1期；
刘艳、王涛：《苏联东欧改革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影响——基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高级领导干部对苏联东欧考察的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
王永兴、景维民：《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过程的再考察：基于思想引进的视角》，《人文杂志》2010年第3期。。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前因后果进行整体把握，揭示东欧改革经验与中国改革实践、改革思路之间的互动关系，呈现经济体制改革曲折前进的复杂面向，探究中国与东欧改革径庭结局的原因之所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从而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然而，“许多问题还来不及仔细研究思考，只是就事论事，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措施”(4)《袁宝华文集》第3卷，企业管理出版社，2000年，第511页。，并没作出涉及体制转换的整体安排。“三中全会确认了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改革的具体方案还有待在实践中逐步探索。”(5)《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6页。

对于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中央的紧迫感异常强烈。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讲话。他指出，目前关于改革原则和方向的议论很多且未成定论，主要集中在“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等四点具体意见上，希望与会者能够充分讨论。他特别强调，改革没有理论指导是不可能成功的，应该成立专门的理论小组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同时，希望做经济理论工作的同志积极建言献策，在这方面作出贡献。(6)参见《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2—375页。

在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号召下，经济学界随即在无锡召开理论工作座谈会。与会者对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一致，至于两者之间具体怎么结合、结合到什么程度等问题，却没能形成统一意见(7)参见鄢淦五、刘象森：《当前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78期。。这种理论上的不确定性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就是难以出台一个可供遵循的具体改革方案。对此，陈云在5月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在要进行研究，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怎么改。”(8)《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33页。

6月，中共经济决策层组织了几次小规模的经济改革座谈会，争取尽快勾勒出改革的大体眉目。决策层一致认为，有必要先进行一次全面的经济调查，不仅要搞清楚我们的经济现状和历史经验，还要多借鉴不同国家的改革经验。(9)参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9年卷)，2004年印行，第82页。借鉴国外搞经济工作的先进经验，这是中国为尽快实现现代化目标任务而作出的选择。早在一年前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胡乔木就指出，我们的经济研究工作要总结中国的建设经验，也要研究外国的经验。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向资产阶级学习。“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10)胡乔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人民日报》1978年10月6日。然而，此时中共经济决策层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工作缺乏了解，对其改革情况更是知之甚少，虽然看过一些资料，但“总觉得只知道一个轮廓，知之不细”，它们在改革中“遇到什么问题，碰了什么钉子，怎么解决的，都不完全清楚”，难以从中作出选择。于是6月27日，由姚依林主持的经济理论和财经政策研究工作座谈会决定将“苏联、东欧，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都作为调查研究对象。(11)参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9年卷)，第83页。这些国家国情各不相同，采取的经济体制模式多种多样，究竟哪国经验适合中国实际，就成为决策层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就匆忙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恐怕要走弯路”(12)参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9年卷)，第96页。。

事实上，1978年大规模出国考察伊始，由于有着相同的社会制度，中国非常注重对东欧国家改革经验的调查研究。赴南斯拉夫考察的访问团在其回国后提交的报告中称，南斯拉夫没有实行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但是“在社会计划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来协调产、供、销，促进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这是有价值的探索”(13)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起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222页。。“南斯拉夫不失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其为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党。”(14)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93页。根据这份报告，中共中央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关系。这意味着中共不仅改变了中苏论战时有关南斯拉夫“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的评价，“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观点有了变化(15)于光远：《背景与论题：对改革开放初期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讨论的回顾》，《经济科学》2008年第6期。，而且意味着“借鉴东欧的改革经验，不会再被指责为思想不纯了”(16)〔美〕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21页。。

在同年7月至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东欧改革成为重要议题，会议决定对其改革经验认真进行研究(17)参见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69页。。为此，于光远在务虚会期间专门组织成立了中国南斯拉夫经济研究会，南斯拉夫的改革经验一时间在经济理论界产生了不小影响。主持研究会实际工作的江春泽在接触到南斯拉夫的第一手改革资料时，深感其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认识是开创性的，可谓“切中时弊，莫过于此”，使自己茅塞顿开(18)参见江春泽：《亲历与见证——一个经济学者与改革开放4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3—45页。。随后，薛暮桥在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表示，南斯拉夫对市场经济的利用令人印象深刻，“在计划管理下的‘市场经济’似乎应当充分利用”(19)《薛暮桥文集》第7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58页。。

与此同时，中国派出多个考察团对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进行专门考察，为国内研究者带回了有益的认识与全新的理念。这些认识与理念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此时经济决策层与经济工作者的改革思路大体限于在现存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因此有考察团重点关注了东欧国家的企业收入分配、财政自理等制度，认为“能不能在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20)《中国财政经济考察团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情况的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8期。。这为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基金制度探索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思想认识上的依据。其二，有考察团对东欧国家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进行了考察，认为“南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加强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的条件下，利用市场经济是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21)《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31期。。这对于缺乏方向性认识的人们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不过，由于国内普遍对市场经济带有偏见，这种认识并没有付诸改革实践。

对东欧国家的初步考察起到了某种启蒙作用，更加坚定了人们改革经济体制的决心。东欧各国与中国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在一段时期内沿袭过苏联的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比较相似，而且它们的改革起步较早，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在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者普遍认为，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很值得借鉴(22)在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印发了以赴东欧考察报告为基础整理而成的简报，其中明确提出：“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我们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他们的一些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在讨论中，有与会者肯定了东欧经济改革对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强烈建议中国也进行改革，“罗马尼亚式，南斯拉夫式，还是有新的中国式都可以”。参见《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起步》，第231—234页。。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决策者和多数经济工作者都还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大框框，而是想在计划经济中增加市场机制的作用”(23)参见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4页。，认为这样既能增强经济的活力，又可以避免自由市场混乱无序的弊端，这种思路与东欧国家的改革方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当经济体制改革面临制定具体方案的艰巨任务时，东欧改革经验自然更受青睐。

1979年7月19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集关于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工作的座谈会。房维中代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指出，经过对国内和国外的初步调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大体有三种方案——高度集中的模式、分散管理的模式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模式，其中只有第三种模式可以解决我们现行体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实际上，这里所提的第一种模式就是苏联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改革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南斯拉夫以社会主义自治为核心的改革模式，而第三种模式则是匈牙利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模式。这表明中共经济决策层的关注点已经从南斯拉夫向匈牙利转移(24)1979年初，南斯拉夫经济上出现严重混乱，这使得中共经济决策层对南斯拉夫模式的可行性产生怀疑。加之不久前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强调“改革的方法步骤一定要稳妥可靠”，决策者们逐渐将目光转向更加注重计划和市场平衡发展的匈牙利模式。与南斯拉夫偏向市场化的激进改革相比，匈牙利的稳重有序更符合他们对改革的稳健态度。参见《南共联盟举行三中全会 讨论发展不结盟运动和加强共盟集体领导 南通社报道通货膨胀率增长，基建投资过大，商品供不应求》，《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356页。。不过，研究小组认为，匈牙利的这套改革方案实行起来并不简单，“要把理论搞清楚，把很多细节搞清楚，必须进行大量工作”，包括“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苏联，特别是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写出有内容的能说明问题的调查报告”。(25)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研究资料(1979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第34、35页。这样，对东欧国家进一步展开考察就成为调查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务。

从调查研究不同类型国家的改革到相对倾向于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尽管其间也派出考察团对日本、联邦德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工作进行了考察，但重点是学习它们在企业管理、国际贸易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等技术层面的先进经验。这表明改革思想仍被意识形态因素限制，对于西方国家主要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体制是抵触的。

7月24日至8月初，在国务院召集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座谈会上，东欧改革成为重要的参照系。比如，薛暮桥对南斯拉夫“自下而上的制定计划”的做法有所怀疑，认为中国如果效仿，可能会和南斯拉夫一样，带来局部动荡。孙冶方在谈到价格改革时认为，应该和匈牙利的价格改革一样，“一律按照生产价格定价”。刘国光认为，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大体可分为集权和分权两类，前者的典型是罗马尼亚，后者则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为代表。他还介绍了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经济理论。(26)参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9年卷)，第88、94、95—98页。邓力群在同年8月的一次经济调查座谈会上总结道，我们应了解东欧国家的改革历程、方法和问题，这对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有参考价值的。“忽视对于东欧各国的研究，显然是不对的。”(27)《经济问题研究资料(1979年)》，第109—110页。

随着借鉴东欧改革经验的动议越来越明确，自1979年8月开始，大量介绍东欧改革实践的书籍资料得到引介，相关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1980年4月，仅在新华社参编部出版的《参考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辑的《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上刊登的介绍和研究东欧改革经验的文章就多达百余篇。从其倾向性来看，与这时中共经济决策层倾向于匈牙利模式相适应，更多的是介绍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与经验。从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国外经济学家对东欧改革的系统研究、东欧改革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改革过程中出台的经济法令、政策等。这些材料的广泛传播为中共经济决策层和中国的经济工作者了解东欧各国特别是匈牙利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最初的基础性材料。

不过，这种创作和翻译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难以满足社会各界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为了更直观、快速地了解匈牙利经济改革的历程及其效用，1979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于光远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匈牙利，对其改革实践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匈牙利经济改革领导人、经济部门负责人以及知名经济学家进行面对面交流。由于此时国内改革的焦点主要是国有企业扩权试点，考察团特别关注了匈牙利的企业管理制度改革，认为匈牙利通过管理部门收缩权力，进行机构精简、合并，下放企业的人事、工资、价格、福利以及外贸等决定权，有效地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企业的首创精神得到了发挥”。这进一步证明了我们正在进行的企业扩权改革试点工作的正确性，对于在1980年初扩大试点范围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同时，考察团针对国内理论界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疑惑，对匈牙利如何实现二者有效结合进行了调查与座谈，认为匈牙利“取消由中央直接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办法”，实行“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比例和指标”的指导性计划，采取“上下结合”的计划制定方法，充分运用物价、工资、税收、利润、信贷等经济调节手段，不仅让“计划管理的水平提高了”，还使得“市场繁荣，供应充足”“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因而应当肯定其改革的结果。(28)参见苏绍智等：《匈牙利现行经济体制的介绍》，《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68期；
刘国光：《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十二年的评价——成就·问题·经验·教训》，《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68期。这一结论不仅打消了中共经济决策层关于匈牙利的经济体制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疑虑，还进一步坚定了其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市场经济因素的决心。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国外来访人员时表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9)《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随后，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根据这一精神进行了更为积极的方案设计，试图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有所突破(30)参见《薛暮桥回忆录》，第352—356页。。

相比于匈牙利改革实践的直接借鉴意义，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与理论为中国带来了更深层次的触动与影响。在与考察团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匈牙利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们在制定改革方案时，详细研究过布鲁斯、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改革理论，并从中获得了重要启发。考察团在调查后认为，“匈牙利后来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布鲁斯的书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匈牙利的改革是“由明确的、比较彻底的理论来指导而确定的改革”。这一重要发现，一方面让中共经济决策层意识到，改革理论对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正确的理论指导能够有效避免改革的盲目性和不彻底性(31)参见于光远：《关于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68期。，另一方面也使其对东欧经济学家的理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32)实际上，美籍捷克经济学家卡万达斯在1979年3月来华访问时，就特别希望布鲁斯与奥塔·锡克能来华讲学，不过并没有引起中共经济决策层重视。随后，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调查研究时，负责研究经济改革理论的理论与方法组提出，应该了解一下像布鲁斯这样的经济学家，但并未给予太多关注，只是持一种“补补课”的态度，以免我们再去发明人家已经发明的东西。参见《美籍捷克专家卡万达斯谈捷克经济改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97期；
《理论与方法组召开全组会议 座谈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些理论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98期。。

在这种背景下，借鉴东欧改革经验的重点逐渐从实践层面向理论层面转移。中国经济理论界兴起了邀请东欧经济学家访华的热潮。1980年1月初，布鲁斯应社科院经济所之邀来华讲学，系统介绍他有关“如何划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不同模式”和“各种模式利弊的比较和最优模式的选择”的理论(33)参见赵人伟：《布鲁斯教授谈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9期。。慕名而来的听众既有社科院的学者，也有国务院决策部门干部。报告内容还以简报的形式送到中央领导人手中，得到积极反响。(34)参见吴敬琏等主编：《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序二”第30页。于光远在1月5日召开的全国城市集体所有制经济理论问题讨论会上表示，布鲁斯建议中国首先解决国民经济平衡发展问题，注意改革的其他前提条件，这个意见是中肯的(35)参见于光远：《谈谈所有制问题——在全国城市集体所有制经济理论问题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83期。。1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在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布鲁斯，认为他关于中国不能照搬外国经济体制模式的建议很有道理，提议大家学习中办整理的有关布鲁斯的材料(36)参见薄一波：《关于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11期。。

1981年3月，社科院经济所邀请奥塔·锡克来华作报告，集中介绍他设想的偏向市场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37)参见吴敬琏、荣敬本：《奥塔·锡克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1981年在我国访问期间的学术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73期。。报告由吴敬琏和荣敬本整理成简报，报经济所和社科院领导，并转国务院领导审阅(38)参见张曙光：《中国经济学风云史：经济研究所60年》上卷(Ⅰ)，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年，第307页。。由于奥塔·锡克曾在1968年直接领导捷克经济改革，具有实践层面的说服力，这使他比布鲁斯更受中国领导人重视。国务院领导专门作出三点批示：社科院聘请奥塔·锡克为顾问；
请他每年来一次中国，给中国的改革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组织一次他与中国经济改革领导干部的座谈，相关部门都要参加(39)参见柳红：《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0—171页。。

东欧经济学家的到来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的改革理论促使许多中国经济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完成了改革观念的更新。人们感到耳目一新，并逐步认识到，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病不在于政策失误，而是这套体制本身存在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问题(40)参见林重庚：《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改革不仅是一系列政策调整，更是一个系统向另一个系统的跃迁(41)参见吴敬琏：《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许多原本固守扩权让利改革方向的经济工作者转而开始从体制机制的根源上寻找出路。与此同时，他们还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经济知识和理念。例如，布鲁斯在报告会上运用“买方市场”的现代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当时放慢改革步伐的合理性，说服了不少经济界人士(42)参见国家经委经济干部培训中心编：《宏观控制与搞活企业》，企业管理出版社，1987年，第14页。。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买方市场”这一概念仍被中国经济工作者所沿用，陈云就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过“买方市场”问题(43)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342页。。又如，奥塔·锡克在与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领导干部座谈期间，建议中国以价格改革为中心，但是不能轻举妄动，必须先组织力量编制“理论价格”，采取“先调后放”的改革步骤和“三类价格”的过渡方式(44)“理论价格”是衡量实际价格高低的一种标准，用以考察实际价格和合理价格的偏离程度；
“先调后放”指将价格改革分为两步来完成，第一步对价格进行重新计算和调整，第二步再向自由的市场价格过渡；
“三类价格”即中央规定的价格、在规定范围内浮动的价格和自由的市场价格。参见吴敬琏、荣敬本：《奥塔·锡克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1981年在我国访问期间的学术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73期。。对此，薛暮桥等在场的经济工作者感到很受用，认为“奥塔·锡克教授的建议，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们编制理论价格的方法和经验，也可以供我们参考”(45)《薛暮桥文集》第9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135页。。随后一段时间，经济理论界兴起了一股探讨理论价格的风潮。中共经济决策层也受其影响，一度考虑按此思路尽早准备和实施价格改革。(46)1981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有关改革问题的座谈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借鉴奥塔·锡克的“先调后放”主张，对中国的价格调整工作进行了整体规划。在随后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他要求用两年的时间计算和编制出中国商品的理论价格目录。同年7月，国务院决定建立价格研究中心，研究进一步放开价格的理论方案，并聘请由奥塔·锡克介绍的捷克经济学家传授价格改革经验。不过，由于测算理论价格在技术层面上并不可行，而且存在一些意识形态障碍，相关价格改革设想很快无疾而终。参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79年卷)，第31、40页；
张曙光：《中国经济学风云史：经济研究所60年》上卷(Ⅰ)，第307页。

应当承认，东欧改革经验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实践对于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程度问题上尚且犹豫不定的中共经济决策层来说是重要的参照物，而东欧经济学家的到来更是“在中国掀起了研究改革理论和实际措施的热潮”(47)马国川：《共和国一代访谈录》，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家从传统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转型，进而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勃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东欧改革经验的初步借鉴不存在任何问题。尽管在此过程中多次强调不能照搬外国经验，但是由于存在着一种希望尽快拿出改革方案的急切情绪，很容易不加审视地简单效仿。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由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在1979年底提出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这是中国设计的第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方案。很明显，这份文件中的具体设想在框架上与匈牙利改革经验是一致的。比如，在计划制度方面，同匈牙利一样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而是只规定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大方向，企业可以根据国家要求和市场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当国家计划与企业计划冲突时，必须通过协商而非强制的方式解决。在调节制度方面，以价格、工资、税收等经济手段为主，建立各种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由其负责生产资料和商品的流通，并由银行代替国家为企业发放流动资金和基本建设贷款。这与匈牙利的改革方向也是一致的。在管理制度方面，将相当一部分经济决定权下放到企业，改变过去部门林立、各管一行的状况。在比较高级的领导机构之间合理分工，并对经济问题的决定权实行某种程度的集中。这近乎是匈牙利改革的翻版。(48)参见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规划集(1979—198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第1—21页。

从实际情况来看，方案中的一部分举措过于理想化，难以实行。此时的中国尚未很好地解决国际经验本土化问题，虽然已逐渐冲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却又在一定程度上落入了东欧改革经验的窠臼。究其原因，是由于国内经济工作者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理论、目标还没有充分、深刻的认识，因而无法提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方案。在这里，如何认识、总结和对待自己的改革经验，从中国国情出发考量国外经验的适用性，实际上已经成为改革能否进一步深入的关键。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与匈牙利相似的改革方案最终没有获得通过。除了脱离国情，这个方案还远远超出了当时的认识水平。1980年初，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上，李先念对方案感到有些犹豫，表示“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49)徐景安：《我所经历的经济体制改革决策过程》，《百年潮》2008年第2期。。随后，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将方案报陈云审阅，而后又报国务院、中共中央。9月，各省市第一书记会议对该方案进行了讨论，但未作出明确结论。(50)参见《张劲夫文选：世纪回顾》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426页。这表明中共党内对于动摇计划经济主体地位的改革方向普遍持谨慎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状况一旦出现波动，就会影响人们对改革形势的判断，使改革出现曲折、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新旧思想、结构嬗递的过程，具有复杂的历史面相。其中1981年、1982年前后，一度比较强调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进行改革，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受到批评，提倡市场与竞争的东欧改革经验在中国的境遇也随之发生变化。

1980年7月2日，波兰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工人罢工事件，引起中国领导人关注，“担心是否他们的改革搞快了引起的”(51)江春泽：《亲历与见证——一个经济学者与改革开放40年》，第66页。。恰在此时，由于“过去一年半来调整方针的贯彻执行很不得力”(52)《薛暮桥回忆录》，第363页。，居民收入和基本建设方面的财政投入不减反增，使财政赤字增长到了160亿元。“财政出现这样大的赤字，这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的新情况”(53)《薛暮桥文集》第8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40页。，一些领导人甚至产生了我们“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的担忧(54)《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1—262页。。同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注意新形势下“潜伏着一个很大的危险，搞得不好，可能爆发经济危机”(5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09页。，“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56)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0年卷)，2004年印行，第205页。，因此必须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在中共领导层看来，放活经济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经济混乱，“必须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计划的指导”(57)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0年卷)，第142页。。

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印发了一份资料，“把对商品经济的态度，看成一种政治态度，作为政治排队的依据”(58)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与改革同行——体改战线亲历者回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页。。公开批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观点的文章随即不断出现，认为之所以经济遇到困难，是因为过分削弱指令性计划，过多提倡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倾向于继续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作为改革的原则和方向。(59)参见《薛暮桥回忆录》，第375页。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6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41页。这里意在突出计划经济的主体地位，重点在计划而不在市场。受此影响，经济理论界出现了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改革理论回潮，而作为对传统计划经济主体论的一种突破，东欧改革经验自然也受到波及。

在随后召开的几次有关东欧改革的座谈会上，不少人一改之前肯定东欧改革实践的态度，不仅否定了东欧各国推进市场化的努力，而且认为它们的失败证明，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原则是必要的(61)参见林水源：《东欧国家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及其对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40期。。一些经济工作者甚至同20世纪60年代时一样，视南斯拉夫模式为“异端邪说”。有人认为历史决议的提法没有为改革留有余地，应该“把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改为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结果这种看法被当作“南斯拉夫观点”受到批评(62)参见申景瑶：《求真之路——记一位经济学家的人生旅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之前一直是东欧和中国共同的批评对象——苏联，却得到了这些经济工作者称赞。他们认为，勃列日涅夫的“改良式的体制”模式可资借鉴，应对其重新评价，这对“恢复计划的名誉，加强计划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63)张国福、史清琪：《首都经济理论界座谈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问题》，《经济学动态》1982年第2期。。经济理论界的这种氛围变化影响了中共经济决策层，相关领导强调，不能把苏联的一套完全撇开，只研究东欧国家的经验还不行，要把苏联和东欧的改革结合起来认真研究清楚。

调整国民经济必须通过计划来实现，这种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惯性，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长久以来造成的思维惯性，促使一些经济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重新评价东欧改革经验。他们认为，奥塔·锡克试图从生产和分配层面寻找计划和市场的结合点是错误的，“这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相符”(64)张国福、史清琪：《首都经济理论界座谈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问题》，《经济学动态》1982年第2期。。既然是计划经济，就不能听凭市场自发调节。苏联在经济改革中反对布鲁斯等人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大方向是对头的”。(65)参见高铁生：《论苏联经济改革中市场机制的作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39期。

恰在此时，国家计委《经济消息》第16期刊登了一篇联邦德国《经济周刊》的报道，披露了奥塔·锡克抨击社会主义国家官僚体制的谈话内容。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专门印发题为《奥塔·锡克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改革理论》的材料，奥塔·锡克似乎一下子从改革理论家变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66)参见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第65页。，“过去登载介绍锡克讲演的资料是错误的，应当撤销”，由吴敬琏、荣敬本根据布鲁斯和奥塔·锡克来华报告整理而成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一书，也被盖上了“作废”的红色印章(67)参见荣敬本：《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一段往事——从一本作废的书谈起》，《经济学家座谈》2008年第5期。。相反，主张计划经济主体论的东欧经济学家考斯塔开始受到重视，来华作了四次报告，并同中国经济学家多次座谈(68)参见尤里·考斯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84期。。

在由谁决定资源配置的问题上，此时的改革限度是显而易见的。原本确定好的与东欧经济学家的交流计划因此受到了影响。比如，中方曾委托世界银行邀请一批东欧经济学家(69)这批东欧经济学家包括曾任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的斯特鲁明斯基、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经济所所长的布鲁斯、曾协助奥塔·锡克进行经济改革的考斯塔、曾在匈牙利外贸部工作的肯德，以及苏东经济改革专家格兰尼克。来华召开学习苏东经济改革经验的会议(即1982年召开的莫干山会议)(70)参见林重庚：《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然而“拟议请外国专家来华不宜再大张旗鼓，但又不好取消，只得降低接待规格”，原打算由国家计委主办，后改成价格学会，“淡化官方色彩，并且交流活动的消息和内容，一律不见报，不公开发表”(71)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第65、66页。。此外，不同于过去只是东欧经济学家进行单方面的知识灌输，与会中国人员开始从中国国情出发思考东欧改革经验的适用性。他们认为，中国与东欧国家相比，改革的情况更加复杂，而改革的条件又比任何东欧国家都低得多，“仅仅要达到像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在体制改革开始时的出发点，就还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经常见到的是毫不犹豫地接受来自上级的指示，但在这些指示中，既有改革的措施，也有约束这些措施的条文”，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并不统一。(72)任涛：《从东欧经验看中国的经济改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77期。因此，东欧经济学家的意见“不一定正确”(7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大事记(1980—2013)》，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第13页。。双方在交流中出现了不同意见的双向互动。一方面，中方认为东欧经济学家借用高速计算机来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主张是不现实的，也不同意其所推崇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而是主张改革只能分步骤进行。另一方面，当东欧经济学家了解到中方不再强调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后，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理论界“要走回头路了”。薛暮桥为此在会上专门作了解释，“尽力自圆其说”，但实际上他自己都感到解释得非常牵强。(74)参见《薛暮桥文集》第9卷，第271页；
《薛暮桥回忆录》，第380页。

借鉴东欧改革经验的过程也是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虽然中国经济界是在计划经济理论回潮背景下被动地展开再思考，但这确实在客观上使人们意识到东欧改革经验有不适用于中国的一面。此后，中国经济理论界达成了共识：对待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第一不能拜倒，第二也不能骂倒(75)参见曾牧野：《按照社会主义要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107期。。这事实上为日后中国实现对东欧改革经验的超越作了思想铺垫。

受计划经济理论回潮影响，东欧改革经验虽然仍受关注，却在一段时期内被当作改革的反面教材。尤其是中共十二大明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邓小平强调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一些人借机公开批评东欧的改革模式和理论(76)参见刘日新：《关于改革我国计划体制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60期。。不过，这种现象很快得到改变，因为改革实践推动着理论认识向前发展。

经过几年改革，中国经济的构成已发生重大变化，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增长，农业改革的成功释放出巨大经济力量，这使得改革的声誉水涨船高(77)参见萧冬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如何被突破的》，《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7期。。实际上，东欧经济学家在1982年莫干山会议上就已经注意到，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农贸市场的发展已使改革成为不可逆的过程(78)参见任涛：《从东欧经验看中国的经济改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77期。。改革的现实状况要求进一步打破计划、引入市场。也正是在这个关键节点，匈牙利掀起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决定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自然引起中共经济决策层高度关注。1983年5月至6月，中国再次派团赴匈牙利考察。考察团认为，匈牙利的新一轮改革充分利用了商品关系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弊端，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果(79)参见《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资料》，《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154期。。国务院领导对此给予高度肯定，认为中国现阶段必须发展商品经济，把计划和经济手段统一起来。

在国内外改革实践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很快实现了对计划经济主体论的突破。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80)《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8页。。这一提法并没有直接否定计划经济，但把落脚点放在了商品经济(实质就是市场经济)上，既保证了中央提法前后衔接，又从实质上明确了改革的市场取向，从而打开了向市场化转轨的大门。1985年2月至3月，为了尽快拿出适应经济转轨的具体改革方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直接将匈牙利新一轮改革作为方案设计的参考对象，又一次派出考察团，对其“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进展以及如何综合运用经济调节手段”进行实地调查(81)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考察团：《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153期。。

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使东欧改革经验在中国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但令人意外的是，这股热潮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1985年下半年就逐渐偃旗息鼓了。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此时东欧国家普遍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南斯拉夫与匈牙利不仅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物价大幅上升，而且债务高筑、失业严重。这使人们再次对东欧改革经验的正确性和先进性提出质疑。(82)参见刘夏平等：《对南斯拉夫匈牙利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分析》，《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164期。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借鉴东欧改革经验背后的动力来自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对市场理论的需求，而这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促使含有市场因素的东欧改革受到关注，另一方面又蕴含着否定的因素——当中国改革离市场化越来越近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框架的东欧改革经验就不再具备优越性了。事实的确如此，由于已经为商品经济正名，1985年，不仅副食品市场、城市与农村市场初见繁荣，技术市场、专业市场也开始形成(83)参见杨春旭：《一九八五年我国市场的十个变化》，《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7期。。经济工作者发现，东欧的改革实践与理论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了。

1985年9月，针对改革出现的新形势以及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中共经济决策层决定再次委托世界银行出面，邀请国外经济学家来华座谈，即当月上旬召开的巴山轮会议(84)参见马国川：《共和国一代访谈录》，第295—296页。。这次会议的邀请名单明显不同以往，受邀的国外经济学家不仅来自东欧，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也被列入其中(85)参加巴山轮会议的国外经济学家包括东欧经济学家科尔奈、布鲁斯、拜特和西方经济学家凯恩克劳斯、托宾、埃明格尔、琼斯、阿尔伯特等，中方经济学家则有薛暮桥、安志文、马洪、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郭树清、楼继伟等。参见赵人伟：《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这表明中共经济决策层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借鉴东欧改革经验了。不仅如此，在实际交流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家对东欧改革经验之于中国改革的借鉴价值直接提出了质疑，认为传统的东欧改革理论无法指导向市场转轨条件下的宏观经济问题。东欧经济学家在了解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新进展后也认为，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没有先例的改革道路，“80年代中期的中国情况已经远远超出了60年代苏东改革理论可驾驭的范畴”(86)吴敬琏等主编：《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序二”第33页。。他们态度坚决地建议中国经济学家不要再用之前的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还强烈建议中国不要再把匈牙利的改革作为自己的改革方向，而是应该把几乎等同于市场化的“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作为最终目标(87)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室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16页。。这个建议马上得到中方普遍赞同，甚至被视为中国改革的首选目标(88)参见吴敬琏：《改革大道行思录——吴敬琏近文选(2013—2017)》，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2页。。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学家已经深刻意识到，中国将走出一条比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改革道路。

理论认识的更始很快反作用于实践。巴山轮会议后，经济理论界一方面从目标模式出发，思考东欧改革的不足，认为匈牙利的企业仍保留着对上级行政机关的垂直依赖，实质上并没有成为独立的经营者，南斯拉夫也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宏观调控机制，导致市场存在诸多混乱现象，因此它们都不能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89)参见周叔莲：《从巴山轮会议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86年第1期。。另一方面，基于对目标模式的新理解，经济理论界开始设计更重视市场作用的改革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85年7月由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问题研究小组提交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该方案称，中国的新经济体制必须以“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机制的基础”，并能够“根据市场关系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制定出宏观计划，“有效地消除市场关系过分猛烈的波动及危害”(90)郭树清等：《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初稿)》，《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35期。。这实际上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一套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既实现了匈牙利未能实现的企业市场化，又弥补了南斯拉夫缺乏宏观调控的罅漏，在认识上超越了东欧改革经验。国务院领导层在讨论这套改革方案时也认为，方案已经突破了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的范畴，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91)《与改革同行——体改战线亲历者回忆》，第10—11页。。受此影响，同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审议通过的“七五”计划建议草案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套“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9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821页。。这表明中共经济决策层也改变了之前对改革目标模式的认识，转而倾向于更加彻底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化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经济决策层虽然已经认识到东欧改革存在诸多不足，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其改革经验。1986年5月，高尚全带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代表团考察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反思东欧改革的氛围下，考察的侧重点是两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摩擦与矛盾。比如，代表团认为，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之所以存在经济理论界提到的那些问题，根本原因是它们在改革初见成效时未能实质性推动市场体系深入发展，没有形成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要素市场。代表团深刻感到，“一个有弹性、可调节的要素市场，不仅是企业间平等竞争的条件，而且是企业自负盈亏的条件”，这是东欧改革最重要的启示之一。(9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艰难的探索——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年，第51—52、78页。在这些新认识的推动下，基于国内市场的发展状况，中共经济决策层越发坚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而要素市场的建立则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于是，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又一次突破。大会提出，要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包括消费品、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以及资金、劳务、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实现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94)《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页。。这种新体制“离确认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95)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164页。，同时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在实践上实现了对东欧改革经验的彻底超越。

恰在此时，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在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与新思维”推动下，1988年，东欧各国掀起新一轮改革浪潮。但是，由于始终未能突破“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关键性难点，历次改革遗留与积累的弊病反而彻底爆发出来，国民经济出现严重混乱。在这种背景下，东欧各国再次成为中国改革的反面教材。中国经济理论界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跟踪与研究，并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历史原因进行了追溯(96)参见冯存诚：《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的价格改革何以陷入困境》，《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184期；
张德修：《南斯拉夫的恶性通货膨胀及其教训》，《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16期；
范新宇：《苏联东欧国家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79期；
张铁诚：《债台高筑——论南、波、匈改革的近况远因》，《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81期；
等等。。中共经济决策层也在密切关注东欧改革中存在的弊端，在有关经济改革的讨论中不止一次谈到，不能像东欧国家那样，“不改革经济下滑，要改革就承受不了”。必须保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平稳进行，同时积极把市场化改革推向深入，否则就会丧失时机而付出更大的代价，“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都是前车之鉴”。(97)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5年卷)，2004年印行，第143、146页。此后，随着经济改革陷入瓶颈，东欧各国转而进行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国内秩序出现严重混乱。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必须“小心谨慎”“步伐稳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努力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98)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414—416、417、421、432页。。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没有和东欧各国一样在1989年发生剧变，应该归功于领导层始终注视着东欧改革中出现的动荡，并以此反思我们自己的改革，及时纠正其中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东欧的事情(指东欧剧变——引者注)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99)《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444页。这深刻表明，中共领导人在关注东欧新一轮改革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有了明确且坚定的认识。

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借鉴东欧改革经验历史过程的大致梳理，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总结和思考。

第一，东欧改革经验在中国改革之初的顶层设计中发挥了重要启蒙作用。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时开始，顶层设计就没有中断过。不过，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工作，一开始并没有多少经验，东欧国家的许多具体改革措施都曾被借鉴到中国改革的具体规划中。东欧经济学家的到来则有力推动了设计改革方案的思想资源——经济理论的成长，带来了“买方市场”“短缺经济”“指导性计划”“滚动式计划”等许多全新经济概念或理念，使中国经济工作者逐渐摆脱了只从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无休止争论的窠臼。可以说，“没有理论上对外的开放、引进和吸收，我们经济研究中的创新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改革理论的进展就会比我们实际达到的缓慢得多”(100)刘国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十年回顾》，《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177期。。在着力凸显中国改革具有独立自主特征的氛围下，更有必要客观还原、理性看待东欧改革经验曾经发挥的作用。

第二，中国在借鉴东欧改革经验过程中的态度转变，体现了自身改革思路的不断深化。由于中国改革者能够接受的改革限度并不相同，他们对东欧经济学家的理论各有偏好。主张计划经济主体论的改革者支持重视计划作用的布鲁斯和考斯塔，偏向于市场化改革的改革者则支持重视市场作用的奥塔·锡克和科尔奈。从这些东欧经济学家被关注的先后顺序(布鲁斯—奥塔·锡克—考斯塔—科尔奈)中，我们可以窥见两种力量的交锋。在这里，东欧改革经验成为中国改革者间接表达自己立场的方式，其在中国的热度也由此呈现出非线性的复杂面向。整体来看，随着东欧国家的改革走入困境，其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人们逐步认识到，在计划中增加市场因素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顽疾，市场化才是改革的关键。在这里，东欧改革经验又成为中国改革不断前进的思想催化剂，推动着改革思路渐次革新。

第三，中国对东欧改革经验的借鉴是双方认识上互相塑造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愈演愈烈，中国与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关系随之恶化。一直到1978年，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双方隔岸对视、雾里看花，彼此存在偏见。中国一度批判东欧国家进行的改革是“现代修正主义”，东欧国家则批评中国的“左”倾方针是“教条主义”。这种隔阂在中国借鉴东欧改革经验的过程中日渐消弭，不仅中国对东欧有了全新的认识，东欧经济学家在近距离接触中国以后，对中国的认识也不同以往了。比如，匈牙利“经济改革之父”涅尔什·雷热率领考察团来华时，称赞中国农业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值得学习和借鉴(101)参见陈学燕：《中匈关系的喜人进展》，《国际问题资料》1984年第18期。。南斯拉夫经济学家格里格罗夫在与中国经济学家交流时也表示，1956年他第一次来中国时曾深感中国单纯依靠工人阶级觉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如今，他认为中国改革在很多方面值得南斯拉夫借鉴(102)参见《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格里格罗夫谈话纪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7年第47期。。特别是看到中国在建立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市场等方面取得了成功，他们马上改变了过去的偏见，甚至鼓励东欧国家进行同样的尝试(103)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47页。。

第四，中国借鉴东欧改革经验的历史过程为创造中国奇迹积累了经验。东欧和中国都曾效仿苏联的经济模式，随后又都进行了改革。但是，东欧各国的改革不仅没有成功，反而造成整个社会制度发生剧变。反观中国，改革虽然起步较晚，却成功实现了市场化转型，并且没有导致经济衰退和体制崩溃。这种巨大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20世纪90年代起，很多中外学者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大都从东欧或中国单方面的改革实践出发，关注的是二者的不同点，并没有从中国借鉴东欧改革经验的角度加以分析(104)参见王伟龙、王晓丹：《关于中国与苏东国家改革的文献综述》，《经济问题探索》2011年第11期。。实际上，中国虽然开始时存在着简单效仿的倾向，但是很快就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方针下进行了更正，并谨慎地辨别东欧改革经验中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于中国。比如，对于东欧经济学家所提倡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中国方面没有采纳，而是始终倾向于渐进式的改革路径；
相反，对于改革要配套的建议，中方则比较重视，并在80年代中后期付诸实践。此外，从最初重视南斯拉夫转而借鉴匈牙利，再到走出自己的改革道路，中国充分吸收了东欧的经验教训，既没有放弃宏观调控，也没有在计划与市场之间长期徘徊，而是始终在央地关系上保持谨慎态度，保留必要的计划和行政手段，果断把改革重点转移到市场化方向，特别是很快认识到要素市场的重要作用，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这让匈牙利经济学家感叹道，他们用15年的时间才认识到资金市场、劳务市场的重要性，而中国同行比他们快得多、清楚得多(105)参见许美征：《金融改革国际研讨会综述》，《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7年第101期。。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自始至终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原则。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要“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10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8、142页。。当东欧改革出现混乱时，他立即给予高度关注并深以为戒，甚至还在同东欧领导人会晤时向他们提出忠告：“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10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10页。遗憾的是，后者并没有认识到这句话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在这种不同改革理念的指导下，原本走过一段类似道路的中国和东欧，最终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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