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经验、新城市想象和乡土的现代反观——写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读本·小说卷》前面

文/陈培浩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读本·小说卷》应该是第一本粤港澳大湾区小说选本。事实上，文学选本常常是读者理解一个区域或一个时代文学样貌的重要通道，不同的选本，不同的标准，会形塑出不同的文学景观。所以，当我们编选大湾区小说选本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我们的尺度？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的难度又在哪里？最直接的难度当然来自于选本的有限与作品的浩瀚之间的矛盾。为此，我们只能缩小范围：时间方面，限定为21世纪之后，在此之前的作品，只能割爱；
文体方面，只收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存目，中篇小说割爱；
作者方面，更重青年，让更多年轻面孔出场。有必要申明，大湾区小说选本不可能是大湾区小说大系，即使是小说大系，同样有取舍之间的遗珠之憾。所以，没必要纠结于遗漏和遗憾；
更重要的是，检视我们所理解的大湾区小说为何？大湾区文学为何？以及，当我们谈论大湾区小说时，我们要确认什么样的文学价值？本文且以大湾区小说为例，不完全限于选本内容，希望对“大湾区文学”呈现出来的重要特征及其可能性做出勾勒，进而深描和显影一种文学和精神价值。

且先从我们眼前的大湾区小说选本出发，看看我们能眺望到什么。

无疑，我们会发现，大湾区的文学表达中，城市书写一定是最核心的一环。因此，我们试图找到关于城市的纵深而异质的表达。总体而言，大湾区作家们展示了对城市经验的多重挖掘和多样艺术处理：邓一光的《宝贝，我们去北大》在初读时便给我印象极深。这是一篇反思城市异化的小说，男主王川作为汽车高级维修师，他的身份对于小说的城市反思是至关重要的。超级跑车“战斧”极速旋转的发动机与高科技驱动的“新城市”恰好同构；
作为汽车高级维修师的王川同样是驱动“新城市”高速运转的动力之一。悖论在于，他是城市的动力，城市却反馈以“不育症”。因此，小说就在“战斧”和“不孕”的巧妙嫁接中展示了反思性的动能。邓一光并非以简单的人文立场反科技反现代反城市，“战斧”发动机也是人类智慧文明的结晶，王川甚至“一闻到97号汽油的味道就兴奋，头发和生殖器发硬”。由于“新城市人”的困境在邓一光作品中得到了象征性装置的照耀，它意义的复杂性、纵深性就有了出场的可能。张梅的《成珠楼记忆》捡拾城市发展进程中丢失的记忆，年年岁岁人不同，成珠楼依旧。30年后回到成珠楼，珠珠重走儿时走过的路。城市的变与不变，迫使我们去面对城市的问题。郑小琼的《迁徙：羽毛》是城市打工人、奋斗者的精神图谱，他们像羽毛一样飘荡，在各个大城市中走走停停，电流、机器、容器、利润、指标，抑或沦落、沮丧、悲伤、欢乐、痛苦，是他们城市人生的关键词。在诗歌之外，郑小琼以小说为这种底层的城市经验作证。陈崇正《开门》以广州抗疫为背景，以戏剧化的方式让几个不同的人生故事在隔离酒店不期而遇。援非的抗疫医生和做核酸检测的姑娘以及开锁的修理工，他们各有自己的性格和命运轨迹，他们在此相遇、诉说，交换彼此的故事、感慨和信念。开门的故事是命运故事，也是抗疫故事、广州故事和中国故事。同样是书写城市生活的庸常琐碎、单调甚至窒息，陈再见的《马戏团即将到来》以充满张力的交叉双线结构，用主人公离奇的幻想，想象着巨大的孟加拉大象挣脱牢笼，复归自由之后的去向，诙谐幽默地将人类久在樊笼里、难以返自然的喟叹形象化地表达出来。黄金明的《霍今传》将机器人视为有喜怒哀乐、心灵知觉、情感体悟的对象，甚至将其放在与人类平等的位置上探讨未来机器人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走向，其人文科幻代表了城市书写非常重要的探索。事实上，在科幻上用力的大湾区作家颇多，诸如庞贝、王十月、王威廉、陈崇正、梁宝星等，王威廉的中短篇小说集《野未来》就是一部人文科幻小说集。不难发现，大湾区的城市表达多元又多姿：既有现实的，也有隐喻象征的；
既有站立于当下的，也有指向未来的；
既有对城市的反思，也有对生存困境的精神超越。

事实上，城市的沉沦和生命的自救构成了大湾区城市书写的内在侧面。王威廉的《听盐生长的声音》，便是一个城市人拯救自我精神的作品。同样地，周洁茹的《布巴甘餐厅》关涉的也是城市人生命意义的提问：我们该过什么样的人生？如何在平庸的世界里找到生命的亮光？蔡东的《照夜白》以一种“唯美是从”的方式书写人到中年的倦怠和精神困境。应注意到，在蔡东小说中草木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草木书写跟恢复人与自然对话的精神能力相关。毋宁说，蔡东希望用小说来舒展人的精神透气性，小说也因此完成了这样的生命判断：靠近草木的能力，正是人靠近自身的能力，正是人从困境中自我清洁、自我照亮的能力。马拉的《少女颂》提示着肉体的沦落并非意味着精神的沉沦，他在追问：一个人在噪杂与混乱的时代能否，以及如何保有精神的洁癖与灵魂的轻逸？郭爽的《离萧红八百米》以叙述者居住地与广州银河园萧红墓之间的地理直线距离，来寓意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以及个体身体与灵魂之间的距离——这也是对生命完整性的追问。唐睿《红白蓝的故事》在关于城市生命的流水记述中，自有一种生命的庄重，一种生命自证的尊严。

还有很多作品由城市经验而转喻出更多其他层面，比如历史。魏微的《胡文青传》就通过胡文青的一生来观照近40年当代史的内在侧面。胡文青的身上既折射着历史，也闪烁着理想世俗化时代，一代人自我放逐的精神选择。太阳消失之后，理想从肩上卸下之后的一代人该何去何从？从追逐理想到放逐理想，魏微从胡文青身上提取了某个具有症候性的精神难题。皮佳佳《庭前谁种芭蕉树》则在欧阳先生的现实境遇中，寄托了对美之沦陷这一现代性的世俗化现实的文化悲凉感。可是，作者并非完全绝望。一方面是美的沦丧，另一方面则是美的孤独流传。盛慧《南风天》属于世情小说，对世态人心的洞察与人物心理的刻画颇具深度，辽远的过去与现实的人事笼罩在南风天黏腻湿润的感伤氛围中，人心深处的温暖与柔软、世故与幽暗留待读者细细品味。旧海棠《沙滩、排球和浪》将视角投射于改革变迁过程中人们的社会心理嬗变，关注其中底层民众的挣扎、亲人间情感的淡漠和金钱冲击之下淳朴民风不再的现实境况。林培源的《灰地》则由城市延伸出小镇，小说以工厂老板为主人公串联起潮汕地区生活群像，从细微处捕捉人物的心理，从日常中描绘潮汕小镇的人情冷暖、民心民俗，由点到面，获得更为广阔的表现场域，真实、平淡的人间烟火之下是暗流涌动的波澜人生。

青年作家和青年写作总是令人欣喜，又给人期望：陈润庭的《鲮鱼之味》荒诞其表而象征其里，小说的奇特来自妻子蓄谋已久只吃鲮鱼罐头的行为，来自妻子身体逐渐缩小以至最后化成一束令人呕吐的白色光亮的魔幻事件。小说并未对这些魔幻情节做出任何解释，鲮鱼罐头本身的象征性为小说的魔幻性提供了解释。这篇小说在现实逻辑上不无荒诞，却在精神逻辑上呈现了一种可理解性。路魆的《离开离岛区》展示了困守于内心的人如何走出灵魂的自我封闭，在短暂的精神历险之后又复归孤寂的心路历程。主人公离去、归来的行动轨迹连接起新旧两个世界：弥漫着湿黏海腥味的棚屋区森林以及阴森诡异的都市钢铁森林。前现代的眼光观照奇谲、异化的现代风景，造就两种文明碰撞的炸裂效果。梁宝星《不死海拉》中，将死之人杨麟离开城市，在森林里遇到名叫“绿”的怪物。小说呈现出城市故事与森林故事的双线交叉，城市故事置于前景，森林故事置于“被看”地位。叙述人的选择使故事有了极尽玄妙的呈现。作家借助二人的对话展开生与死哲学命题的探讨，不死的海拉细胞成为极具哲学意味的意象。小说中弥漫着南方城市元素与科幻因子，缀以香港经典电影、歌曲，展现出新南方写作神秘、宏大的想象。黄守昙的《手套之家》如同契诃夫《套中人》一般，小说里戴着白手套的不同人群，不论男女老少都带着阶层优越感，虚伪刻薄，充满着精致的利己主义思想，却又都有各自人格中不堪晦暗的一面，虚张声势外强中干。勤劳善良的女佣曼达在中产阶级家庭的各种矛盾角逐中沦为牺牲品，在被解雇时赠予“我”一双崭新的白手套，而这象征“洁白”的白手套在偷窃的“我”看来是多么地讽刺，它理应属于曼达高贵的灵魂所有。温文锦的《写她名字的水》中，“我”所认识的世界和课本上所说的完全不一样，“我”只能遵照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来和这个世界相处。“我”与河童微妙的情感，体现纯真美好，也尽显人世残酷。“我”便将写有她名字的水倒入有生命的水池，永续她的生命。这是对她的回应，也是延续河童留给自己美好记忆的一种方式。

虽无法选入长篇小说，我们还是存目了一批长篇小说，分别是：阿菩《山海经密码》、鲍十《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陈崇正《美人城》、陈继明《平安批》、陈启文《河床》、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自然史”三部曲之一》、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葛亮《燕食记》、郭小东《铜钵盂》、厚圃《拖神》、洪永争《摇啊摇，疍家船》、胡永红《上学谣》、旧海棠《消失的名字》、林棹《潮汐图》、路魆《暗子》、马拉《未完成的肖像》、庞贝《乌江引》、盛慧《闯广东》、盛可以《野蛮生长》、王十月《无碑》、王威廉《获救者》、魏微《一个人的微湖闸》、吴君《万福》、熊育群《己卯年雨雪》、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钟道宇《仙花寺》、钟二毛《完美策划》、张梅《破碎的激情》、张启雄《爬过沼泽》、曾维浩《弑父》、张欣《千万与春住》、曾铮《四月在愚人船》。（按照作者姓氏字母顺序）这份名单从作者年龄、写作题材、写作风格再到写作类型，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大湾区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多样化景观：既有“50后”，也有“90后”；
既有现实题材，也有历史题材和科幻题材；
既有严肃小说，也有通俗小说；
既有传统小说，也有网络小说；
既有成人文学，也有儿童文学；
既有城市文学，也有乡土文学……当然，这份名单也一定是充满遗憾和遗漏的，我们只是希望提供一条线索，供读者去探寻。

中篇小说方面，好作品更加不计其数，连线索也只能割爱。好在，好作家总是齐头并进，不仅能写好长篇和短篇，也能写好中篇。所以，好中篇虽未列入，但好中篇的作者却基本囊括其中。

“新城市文学”是大湾区文学的重要探索之一。“新城市文学”概念的提出，意在区分既往“城市文学”书写与具有当代性的“新城市文学”书写，也鲜明地标识出“城市文学”所依凭的存在土壤已经发生了怎样内在的变化。事实上，城市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在西方，古希腊的城邦便具备了早期的城市形态；
即使是中国这样长期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家，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城市，如秦之咸阳、赵之邯郸、齐之临淄、楚之寿春等等。然而，作为高科技巨型都会的“新城市”却是去根性、同质化、景观化的。这种被科技和现代化严格规划过的“城市”，文学触摸传统的日常通道已经丧失了。“传统”不在日常，而在“景观”中。显然，面对这样的“新城市”，寻根式城市书写必然难以为继。换言之，作为存在经验的“新城市”在召唤着崭新的城市想象力和审美方式。事实上，近年从写作上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新城市性”的作家，恰恰是身处大湾区的作家，这绝非偶然。如邓一光、张欣、王威廉、黄金明、庞贝、陈润庭等作家，就将科幻、未来等元素融入城市书写之中，从而探讨裂变时代人将何去何从的难题。

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勘探历史和人性的鸿篇巨制，我们只能存目。然而，我们也需特别注意到邓一光的“新城市”书写——当有人以为他不过是一个“拿名声到深圳变现”的著名作家时，他却用深圳三部曲《深圳在北纬22°27′—22°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使人们惊呼：深圳还给读者一个新的邓一光。必须说，邓一光在现代城堡中想象人的出路，人们得以从中辨认城市诗学的内在秘密以及城市书写的文学伦理。这种文学伦理最显豁的特征在于对“新城市人”精神困境的揭示，因此，“新城市文学”首先是一种人学。区别于那些被“新城市”现代化表象和潮流文化身份所迷惑的简单表达，人学意义上的“新城市文学”必然是反思性的。由此反观，“深圳蓝”的命名是充满意味的。“蓝”作为一种色彩投射了人们对现代海洋文明的想象，在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也凝结了一种全民美好的期盼。从色彩心理学角度看，“深蓝”其实凝结相当乐观的城市现代性想象，“深蓝”以其纯粹、宁静的色彩暗示而获得了某种精神超越性。应该说，深圳这座城市很早就努力将“深蓝”这一色彩镶嵌进其空间文化想象之中，这从其著名的“深蓝大道”的命名可见一斑。可是，邓一光的“深圳蓝”出示的是截然不同于“深蓝”的文化立场。“深蓝”象征着被大型科技公司、高效的技术控制和技术文明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渗透所创造的乐观城市想象，而作为小说的“深圳蓝”却有不一样的任务，那便是捕捉深蓝世界背后的灰色物质。

王威廉也是一个感受城市新变，既以城市为对象，更以城市为方法的作家。他的《城市海蜇》等作品探讨文明转型期“新城市”的书写方法。《城市海蜇》在其内部景深处始终结构着一种“真”与“拟真”的分野和变迁。“真”是传统社会的伦理和审美基础，而现代都市则在科技推动下日益进入了“拟真”世界，并建构了一种全新的伦理和审美。书写都市，熙熙攘攘的都市故事是不够的，只有深入都市内部的伦理和审美变迁，才能真正捕捉住当代都市骚动的魂。如果我们将漫山遍野的花称为真的话，一张关于漫山遍野的花的照片则是一种拟真。城市化的生存，拟真越来越超越了真本身，而成为另一种霸权式的真实。由此看来，作为摄影家的孔楠，这个身份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支撑小说隐喻非常重要的设置。小说中，孔楠的感情，包括性，都被摄影这个介质所中介化，只有看着镜头里的女友，他才激发起无比的欲望。这意味着，拟真已经成了他生活中更真实的部分。这里关涉到小说最核心的隐喻——城市海蜇，明信片中大片的海蜇究竟往何处寻？这种奇迹般的海上生命景观究竟是真还是拟真？吸引着张锋和文樱的明信片上的“城市海蜇”居然不过是一堆白色垃圾，当孔楠把文樱带到这个真相面前时，文樱居然也并不震惊。她在海边向孔楠展示了自己曼妙的身体，这个在大自然面前展示本真的结尾同样充满了象征的悖论和多义性：假如“她”是张锋整容而成的“文樱”，这显然是一个被技术再造的“拟真”身体，恰如白色垃圾艺术化而成的城市海蜇；
假如“她”只是把自己想象成张锋的文樱，那么当她坦然接受城市海蜇不过是白色垃圾的艺术化，并在另一个男人面前展示自己的身体，这是否意味着她那种永恒而确定的爱情价值观正在被瓦解。换言之，在我们成为城市人的过程中，城市正由内而外地对主体施行了习焉不察的“精神整容”。《城市海蜇》透视的城市秘密在于：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这番透视追问的是：在总体性烟消云散的城市发展进程中，主体如何自我确认的现代难题。

居于深圳，蔡东的城市书写同样直击了城市现代性的内在紧张和救赎。《伶仃》《来访者》《出入》《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这些小说，写的是精神上“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生活。这些作品中，城市中老年男女严重的情感和精神危机如暗礁在川流不息、波澜不惊的日常河流之中若隐若现。蔡东不喜着墨于那种剑拔弩张的戏剧性，或许在她看来，严丝合缝的宏大建筑内里不为人知而沟壑纵横的裂痕，才是更真实的人生。所以，无论是《来访者》中的江恺、于小雪夫妻，《出入》中的林君、杨梅夫妻，还是《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的兰森、周素格夫妻，他们所面对的多是那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内面的裂痕”和“贴肉的沉痛”。这种疼痛并不血肉模糊，常被礼服所遮盖，并不影响婚姻表象的体面，却时时刻刻影响着内在的存在体验。蔡东书写的便是这种门罗式的、现代人内里的精神裂痕。但是，蔡东并非一味写无法拯救的黯淡。善慈如她，总是虔诚地相信，在生命的暗道有个出口正透出一线微光。蔡东小说使人感慨：高效、文明而疏离、泾渭分明的现代城市生活中，知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当老年来临之际，哲学和神学并不能解决可以由一个护工解决的具体问题，一个劳力的短缺，就可能将人逼入绝境，多么具体而微的“贴肉的沉痛”。可是，人存在被扭曲的风险，但人性并没有一败涂地，星辰依然找到他们，照亮他们。

考察一个迁居大湾区的作家在写作上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黄金明同样是从边远地区进入大湾区生活工作的作家，他的写作也呈现了从乡土反思到探索未来城市的转变。他的“地下人系列”小说，通过对未来世界的空间异化想象（如胶囊公寓、人造天空、人造宇宙、逆进化的人等等）而包含了对现实的寓言化指涉，想象了人类在21世纪中叶的生存境遇、精神生活及其出路。“地下人”系列虽以未来叙事为主要框架，以荒诞科幻为想象特征，但它显然透射着关于环境破碎、乡土不再的种种现代乡愁，这也正是大湾区城市群高科技存在语境对作家写作经验的内化。

考察这几位大湾区作家的城市书写，其立足点固在现实，但其思维方法却不是对现实亦步亦趋的反映。作家们敏感地意识到，某种现实是古老历史逻辑的结果，但却隐藏了历史轰然断裂的逻辑裂变。所以，他们的写作都努力走到现实的前面去，站在未来迎接这即将漫延过去的现在。这种面向未来进行审美革新的勇气正是一种独特的大湾区文学气质。

此处还要提到一种出现于大湾区的新的城市书写。吴君是深圳孜孜不倦的书写者，她早期书写外来者到深圳，在题材上近于打工文学或底层文学，这种特殊的湾区经验，也是中国独特的城市化经验。近年的《万福》则书写在地深圳人与时代同行共振的生活经验，同时也接通了四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不妨说，吴君有意识地书写一种作为社会主义经验的城市文学。《人民文学》2021年第5期发表了吴君的长篇小说《晒米人家》，这是她近年深扎基层捧出的成果。原作二十多万字，《人民文学》精选发表。小说以改革开放前沿热土深圳的赛米村为背景，描写了这个保留着独特的集体股份制合作公司生产模式的村落中，落后户陈有光与“90后”社区干部钟欣欣之间的摩擦、冲突及和解，既展示了在共同体观念感染下人民内部的碰撞和融合，又呈现了一代新人融入土地和人民的过程。《人民文学》在微信公众号推文导读中强调了作者将细节作为叙事推动力和“不落窠臼的艺术章法”。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可能还隐藏着一个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再出发的议题。

一般而言，1949年以来的文学被归入当代文学，但当代文学内部却存在着“人民文学”和“人的文学”两个差异甚至断裂的文学传统。人民文学传统也即左翼文学传统、革命文学传统，或狭义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
而人的文学传统则涵盖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和先锋主义。这两个文学传统各领风骚几十年。80年代，启蒙主义文学与改革开放的社会潮流同构，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意义。但个体的过度释放却在进入21世纪之后走向其反面。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十七年文学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界重新成为热潮，但社会主义文学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召唤出相同类型的研究。很长时间里，当代作家的写作依然是沿着80年代“人的文学”的延长线前进。不无意味的是，吴君的《晒米人家》自觉地置身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和谱系中。

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经验，拥有一套完整而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比如两结合、三突出，比如社会主义新人，比如对于历史本质的执着。对于人类生活之集体性、理想性和乌托邦性的追求是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重要特征，但“十七年文学”并非没有留下教训。因此，今天，社会主义文学再出发，必须面对的不是一个传统的激活，而是多个传统的兼容。换言之，站在“人民文学”传统，如何吸纳“人的文学”传统；
站在民族形式、中国气派立场，如何将古典的、外国的文学资源也兼容并蓄。

吴君《晒米人家》从写作的过程（挂职驻点、深入扎根）到作品题材、价值取向，都体现了重回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选择。我想有心者不难发现，近十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正发生着从个体到共同体的美学转型。吴君的《晒米人家》也是此中的一个节点。今天，当代文学写作重新激活“十七年文学”经验，并非重回一种单向的集体美学，而是导向一种沟通个体与集体、自我与他者、民族与世界的共同体美学。“吴君们”要处理的，不但是把生活的细节和文学的肌理带入大时代的典型场景，将个体细小的美学和集体宏大的历史视野结合，还应该将理想化的新人、英雄和平凡、具体、在场的人民联结起来，只有写出洋溢在土地深处和人民身上那种明亮的欢乐，新人的理想和历史的视野才更有力量，共同体美学才真正有效。吴君选择的写作方向，要求将个体与共同体、乡土与城市结合在一起，过往的美学面临着打破和重建。这也呈现了大湾区文学的丰富、纵深。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改革开放的展开，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方向，城市景观在激发人们投身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城市化和城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普遍现实，然而这并不影响文学对乡土的书写。只是当代的乡土书写，乃是一种现代性的反观。这种乡土文学，正如陈晓明所说：“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在现代性的思潮中，人们才会把乡土强调到重要的地步，才会试图关怀乡土的价值，并且以乡土来与城市或现代对抗”。[1]“乡土文学”这一概念的发明权被归于鲁迅名下，鲁迅并未明确对“乡土文学”做出正面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指向的是那批寄寓于都市，受到现代教育和思想洗礼者回眸其乡土经验所产生的文学。因此，如果说“农村题材小说”是属于左翼革命文学的话，“乡土文学”则无疑从属于启蒙文学和现代性文学谱系。大湾区之于现代性，无疑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然而此间被现代性反观的不仅有乡土，也有县城和小镇，这些都构成了大湾区文学特别的反观景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包括鲍十、熊育群、魏微、厚圃、陈崇正、陈再见、林培源等。

鲍十中年移居广州，但他书写黑土地风土人情的《东北风情写生集》却令人动容。居于大湾区的东北书写，正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反观。鲍十首先关怀的是那些女性和弱者或颠沛流离或晦暗无常的命运。《大姑屯》将“大姑”的命运曲折跟东北的婚恋民俗丝丝入扣地结合起来。作者浓墨重彩又不厌其烦地通过“我大姑”的婚事将东北相亲、婚事的程序（头茬礼、二茬礼、三茬礼）、备嫁妆、姑爷饭等风俗物事写得充满韵致。我们在《东北风情写生集》中既读到历史、传说、民俗等恒常的东西，也感受到强烈的当代气息。这种当代性主要是通过外面世界对屯子生存状态的侵入来呈现的。显然，韩久成女儿的故事就代表了外面生活方式（沈阳、妓女）对屯子及其古老道德的打破。这种乡土将逝的现代性感慨是很多当代作家的感慨。格非新近出版的《望春风》，同样是对乡土崩溃作出的文化反应。所以，显然应该认为，鲍十对东北生活风情的书写不仅内蕴着深深的人道主义话语，也包裹着深刻的现代性反思话语——对被现代所驱逐的乡土发出的哀悼。必须注意到，鲍十对东北的描写，既落实在人情、人心和人的命运悲欢上，更落实在具有地域风情的民风民俗、饮食男女、历史政治中，放弃了对世界的激进化线性想象，以一种更加恒常的态度对人情、人心、情爱欢愉、生老病死、命运悲欣表达体贴和同情。因此，鲍十的东北风情，接续的其实是汪曾祺小说那种抒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写作脉络。这种写作并非最新潮的，但却依然焕发着独特的审美和精神魅力。

熊育群的《连尔居》同样是一部反观故乡之作。《连尔居》是部大书，它是现代性悖论和当代价值危机背景下的再次寻根。它以有根的方言写作为诸神被逐的世界和时代重构新的神迹和象征。因此，它溢出了散文的“写实”框架，它是熊育群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也是他处理20世纪以来现代性焦虑的结果。因此，它既是作者心灵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20世纪“现代心灵史”上的特别个案。《连尔居》书写了失去象征的世界的悲怆感，书中对“神鱼”的描写，那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叙述。熊育群把神话融进小说，写法自是令人称道，从小说的精神气脉看，“神鱼”更是全篇的关节或七寸。神鱼作为牵连着楚地文化起源的神话符号，在《连尔居》中遭遇了自身的现代命运。连尔居当然不乏吴玉清这样能够通过神鱼打开自身灵性视听的子民，可是神鱼的神迹却颇难被一般人解读出来。于是，神鱼显身虽然召唤了万鸟来朝，也使得吴玉清得以以陌生的语言和属灵的世界交流，可是，“神鱼”只是潘支书指挥下的村民捕鱼队的网中物、桌上餐，神性失落，世界失去象征的悲怆性由是乃见。

《沿河村纪事》是魏微定居广州之后的转型之作。以往魏微的写作主要是都市情感或乡土世情题材，《沿河村纪事》的主角却是“村”；
以往魏微的写作手段是写实和抒情，即便是虚构也是在写实主义的范畴中展开，但《沿河村纪事》看起来似乎是发生于确凿的时空中的人和事，其底色却是寓言。绝大部分的寓言其实是把世界简单化，把世界制作成微缩模型，也把世界内在的复杂经验透明化。可是，好的文学“寓言”却应有相反的目标。它把世界制作成寓言模型，目的却在于释放更多复杂的经验。魏微借由“沿河村”这一装置，关涉和感慨的则显然是20世纪中国历史，诸如乌托邦、理想主义、权谋与妥协、精神理想与世俗欲望、权力的异化等重大的议题，都投落在几个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学生所观望的沿河村人心之中。《沿河村纪事》写的是20世纪90年代，几个来到位于广西边陲沿河村做田野调查的学生，无意间卷入了该村一场激烈的内部权斗和道路斗争之中。此间，我们得以窥见村长胡道宽如何在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周旋、妥协，又于情势的瞬息转换间抢占先机、力挽狂澜、主导局面。魏微感慨的大概是现实的复杂性，单纯而铿锵的立场和话语是河流上的浮冰，最先被人们看见，但浮冰底下的河水却另有暗涌和自身的运行法则。《沿河村纪事》其实包含着非常鲜明的历史寓言性，魏微有意以一村而喻一国，将自己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理解投射于沿河村中。其中举凡群众的盲从与乌合，革命的致幻与迷狂，道路的斗争与媾和，英雄的诞生与异化，都仿佛若有所指。

青年作家中，陈崇正也一直在进行着乡土的反观，他的大部分作品，都经营着一个以半步村命名的“文学村落”。在半步村中，碧河、木宜寺、栖霞山、麻婆婆、傻正、向四叔、破爷、孙保尔、陈柳素、薛神医等地点和人物反复出现，对半步村的反复书写已经使这个文学地理符号投射了深切的当代焦虑，获得立体的精神景深。通过半步村这一文学地理修辞，陈崇正将魔幻现实、历史记忆和价值忧思等整合到一起。他的长篇小说《美人城》在原有半步村的魔幻叙事空间中加入了对宇宙人生的宏大想象，概括地说就是每一代人都需要面对的生死问题，这可以说是生命的元命题，小说以陈大康、大同的父一代和陈星光、陈星河子一代的生命遭际，串起了1949年以后的时代变迁中几代人的精神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空间叙事，香蕉林密室和美人城是小说最主要的两个空间，这两个空间被作者精心地安排为生死空间。香蕉林密室中的香蕉可视为男根的物化，密室则是子宫的象征，由此而完美地隐喻了生殖之地。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虽然写到“逃港”、“计生”等时代现实，但作者显然无意用写作去反映现实，而是从中重构出自己的精神指涉——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虑。

陈再见是近年在广东以至全国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他的写作，从最初的打工书写到后来的县城书写，最近又有了新的变化。陈再见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讲故事的人”，讨论陈再见，绕不过他的县城书写。有人说，是贾樟柯的电影发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县城；
陈再见家乡有个乐队叫“五条人”，他们出过一张颇有影响的专辑，就叫《县城记》。这张专辑上有句宣言叫“立足世界，面向县城”。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般世界想象的秩序，是沿着村—乡—县—市—省—国—世界的等级轨迹递进的，这个链条所隐含的等级秩序使人们习惯了“立足县城，面向世界”的论述。其实，“立足县城，面向世界”是现实逻辑，“立足世界，面向县城”则是艺术逻辑，具体到陈再见小说，将世界性视野引入其县城书写中，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格局。我们会发现，陈再见书写的“县城”与贾樟柯的“县城”并不一样，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贾樟柯电影中九90年代的山西县城虽然也有大量外界信息的进入，如港台流行文化之类，但那个县城基本是静态而自足的，它有自身不变的逻辑。但陈再见笔下的县城，表面看似乎只是无数中国县城之一，但它已经置身于剧变流动的全球化秩序之中。这种流动的县城并不仅仅是其自身，还没有甩干净乡村的泥土，又倒影着种种全球化时代的本土化幻影。今天中国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所有东西的稳定边界都被打破了，你无法找到一个仅属于乡村的乡村，也无法找到一个仅属于城市的城市。今天农村里到处是玩快手、抖音的网红青年，而即使是最繁华的城市，在CBD商业区以外不出5千米，必有另一片景象的城乡结合部。所谓城乡结合部，不就是藏身于城市中的县城吗？所以，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不仅是书写某个特定的县城，而是书写叠加在县城上的乡村和城市，书写中国的县城，便是在书写县城里的中国。

在相关文章中，我总结过讨论“大湾区文学”的4种路径：其一就是最常规的存量盘点的思路，就是以城市为单位，检视“大湾区”地理范围内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历史源流；
其二是从“存量”思维转换为“增量”思维。更加重视“大湾区文学”概念所打开的独特经验领域和审美价值领域，把握“大湾区”将为中国当代文学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其三是一种“从湾区发现世界史”的方法，从大湾区发掘世界史的历史线索，也获得从世界史反观大湾区文学的视野和格局；
其四，则是探讨“大湾区文学”命名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时代使命。在我看来，作为一个生产性概念，“大湾区文学”这一概念的瞭望镜，可能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崭新的可能性，讨论大湾区文学，应关注“大湾区文学”将为“当代文学”提供的独特文学经验。编选《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选本·小说卷》，假如能提供一个进入大湾区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瞭望镜，则心满意足矣。

注释：

[1]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5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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